何时再有蔡元培

2009-5-9 Jerry 日记

得益某 UC 网友推荐,在某网站上看到一些文章颇有共鸣,摘录一篇章立凡先生的文章至此,以为我的研究生母校纪念“五四运动”。

1912年1月19日,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: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。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。5月,教育部再度下令:废止师范、中、小学读经科;7月,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:各级学校不应祭孔——“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,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”…… 

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(1868―1940),字鹤卿,号孑民,浙江绍兴人,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)进士及弟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,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,并逐渐转向革命。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,创立爱国学社、爱国女学。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,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,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。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,研究心理学、美学、哲学,在德期间著有《中国伦理学史》等著述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,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,并于1912年(民国元年)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。 

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、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,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,提出以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观教育、美感教育,取代清末“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实”的教育宗旨。他认为:“教育有二大别:曰隶属于政治者,曰超轶乎政治者。专制时代(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),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,常为隶属于政治者。共和时代,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,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。” 凭着这样的理念,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。

出掌北大,宗旨正大

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,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,于1912年7月辞职,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。1916年袁世凯死后,黎元洪出任大总统,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《临时约法》,蔡元培应邀回国,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。 

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,实为一座“官僚养成所”,衙门习气深重。据蔡元培自述:回国后“初到上海,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,说北大太腐败,进去了,若不能整顿,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,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。但也有少数的说,既然知道他腐败,更应进去整顿,就是失败,也算尽了心;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。我到底服从后说,进北京”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。

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、清除积弊的理念,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。他认为:“我们第一要改革的,是学生的观念”。到校视事的第二天,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,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:一日抱定宗旨,二日砥砺德行,三日敬爱师长。这三点要求,都是有针对性的。 

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,讲授国文及西洋史,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,有着深刻的了解: 

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,只要年限满后,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。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,把第一次的讲义,照样印出来,按期分散给学生,在讲坛上读一遍,学生觉得没有趣味,或瞌睡,或看看杂书,下课时,把讲义带回去,堆在书架上。等到学期、学年或毕业的考试,教员认真的,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,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,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。要是教员通融一点,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,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;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,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。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,得了一种保障了。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,是从京师大学堂“老爷”式学生嬗继下来(初办时所收学生,都是京官,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,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)。他们的目的,不但在毕业,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。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,他们不见得欢迎;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,考试时严格一点,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,虽罢课也所不惜。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,来兼课,虽时时请假,他们还是欢迎得很;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。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,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。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这些积习,在今天的大学中(特别是在混学历的官员中),也是屡见不鲜的。有鉴于此,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“必有一定宗旨”,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:“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,不同于一般“学成任事”的专门学校;并指出“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,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,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,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,又何必来此大学?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,为求学而来。入法科者非为做官,入商科者非为致富”;“若徒志在做官发财,宗旨既乖,趋向自异。平时则放荡冶游,考试则熟读讲义,不问学问之有无,惟争分数之多寡。试验既终,书籍束之高阁,毫不过问。敷衍三、四年,潦草塞责,文凭到手,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,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?” 

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:学生在校如果不能“植其基,勤其学”,即便将来出而仕事,“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,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,是误人也。误已误人,又岂本心所愿乎?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。”(蔡元培: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)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,他又明确提出: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,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,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。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,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”(蔡元培:《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》)。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,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、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。

求贤若渴,唯才是举

蔡元培分析北大学子的心态说:“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,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,入文科者甚少,入理科者尤少,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。因做官心热,对于教员,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,惟问其官阶之大小。官阶大者,特别欢迎,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” (蔡元培: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)。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学者多入政界,专任教授者甚少,多由官员兼职,蔡元培认为这是“不得已之举”,“要打破这些习惯,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” 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,并着手加强文、理等学科的师资力量。 

蔡元培到北京后,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,汤向他推荐了《新青年》主笔陈独秀,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,他翻阅了《新青年》,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。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,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,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。陈独秀回忆说:“蔡先生约我到北大,帮助他整顿学校。我对蔡先生约定,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,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,能否胜任,不得而知。我试干三个月,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,如不胜任即回沪”(石元皋:《陈独秀生平点滴》)。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,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,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,《新青年》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。 
1917年7月,另一位新文化领袖、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,从美国学成回国,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,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。蔡元培后来回忆说:“那时候因《新青年》上文学革命的鼓吹,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,他回国后,即请到北大任教授。胡君真是‘旧学邃密’而且‘新知深沉’的一个人,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、兼士兄弟,钱玄同,马幼渔,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,一方面整理英文系;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,颇不少。” 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,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。蔡、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,在“教育救国”及“兼容并包”上多有共识,。1918年,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,并推荐李大钊接任。据章回忆说,自己“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,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,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,虽拥有此好环境,实未能充分利用;以谓约守常(李大钊字守常)来,当远较吾为优,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。时校长为蔡孑民,学长陈独秀,两君皆推重守常,当然一说即行”(章士钊《李大钊先生传•序》)。后来,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,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,并到北大旁听。 

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,不拘一格。哲学家梁漱溟1917年受聘担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,年仅24岁。据梁先生回忆,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《究元决疑论》(发表于上海《东方杂志》)后提出聘请的:“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(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),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,我本不敢应承的。我说,我只不过初涉佛典,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。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,皆指‘六派哲学’而言,其中恰没有佛家。蔡先生反问,‘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,那么,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?’我说不知道。蔡先生说,‘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。横竖彼此都差不多,还是你来吧!你不是爱好哲学吗?我此番到北大,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,共同研究,互相切磋,你怎可不来呢?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,你当是来合作研究,来学习好了。’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,只有应承下来。”(梁漱溟:《忆往谈旧录》) 

但蔡元培遴选教员,也有其严格的一面。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,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,学问参差不齐,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,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。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,英国教员克德来、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,均为所拒。朱尔典曾扬言“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”,蔡则一笑置之。

厉行改革,健全学制

五四精神是“科学与民主”。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,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。蔡元培曾谈到: 

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,以为文、理两科,是农、工、医、药、法、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,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,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。所以文理两科,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;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,兼任教员,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。所以完全的大学,当然各科并设,有互相关联的便利。若无此能力,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,名为本科,而其他应用各科,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,如德法等国的成例。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。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,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,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,而编为本科大学;然没有达到目的。 

他在北大校长任内,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。1917年10月,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,讨论修改大学规程。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,此议获通过,决定在北大试行。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,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,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;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,修满即可毕业,不拘年限;选修科目可以跨系。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。蔡元培说: 

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,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。例如文科的哲学,必植基于自然科学;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,亦往往牵涉哲学。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,而现在用实验法,应列入理科;教育学与美学,也渐用实验法,有同一趋势。地理学的人文方面,应属文科,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。历史学自有史以来,属文科,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,则属于理科。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,废学长,设系主任。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为推行他的“沟通文理”主张,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。他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:大学专设文、理二科,其法、医、农、工、商五科,别为独立大学(蔡元培:《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》),但在当时未能成功。1918年10月,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:大学本科,“融通文、理两种之界限:习文科各门者,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(如习史学者,兼习地质学;习哲学者,兼习生物学之类);习理科者,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(如哲学史、文明史之类)。”1919年,北京大学正式实行“废科设系”,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,设立十四个系,废学长,设系主任。 

蔡元培鉴于北大商科毫无设备,仅有普通商业学教课,于是将商科并入法科。当时北大预科的设置受教会学校影响,偏重英语及体育,其他科学则比较落后。学生毕业后若直升本科,学习上会发生困难。蔡元培在校长任内加以改革,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,不再设预科学长。预科中主要的教课,均由本科教员兼任。 
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,视野却放在高等教育的全局。他说:“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,常为之通盘打算,求其合理化。”当时北大设文、理、工、法、商五科,北洋大学有工、法两科,北京另有一工业专门学校,三者都是国立院校。蔡元培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,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,停办北洋法科,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,北大的工科的土木与矿冶并入了北洋大学,将工科省下来的经费转用在理科上。 

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,是接受胡适的建议,仿效美国大学建制,推行“教授治校”制度。他提出:第一步“组织评议会,给多数教授的代表,议决立法方面的事;恢复学长的权限,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”;第二步“组织各门教授会,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。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,把教务以外的事务,均取合议制。并要按事务性质,组织各种委员会,来研究各种事务”。(蔡元培:《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》) 

此时,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、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。他请蒋通盘计划,设立教务、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,均以教授为委员。蒋出任总务长,顾孟余任教务长。1930年,三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,提出“教授治学,学生求学,职员治事,校长治校”的十六字方针,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。 

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,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,也主张学生自治,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。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“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”“由学生传之各地方,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”。(蔡元培: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演说词》)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,组织各种社会、文化活动并办刊、出书,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,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、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、许德珩、易克嶷等组织的国民社,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。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。 

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。1919年10月,胡适发表《大学开女禁的问题》,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,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,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。1920年春,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,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,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。蔡元培曾谈到:“有人问我:‘兼收女生是新法,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?’我说:‘教育部的大学令,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;从前女生不来要求,所以没有女生;现在女生来要求,而程度又够得上,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。’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,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。” 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蔡元培提倡“劳工神圣”,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。1915年6月,他在法国与李石曾、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,提倡勤工俭学,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,皆通过该会的渠道赴欧洲学习。1919年3月,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、李大钊等发起工读互助团,并组织募捐,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。 

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,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,计划设立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文学、国学四种研究所,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。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,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,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,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。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,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。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,蔡元培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创议,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、书画研究会、音乐研究会。

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

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,贯彻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,提倡学术民主。他聘请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鲁迅、周作人等“新派”人物来校任教,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,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。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,并不排斥旧学,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,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、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家黄侃等,也同时在北大执教。 

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,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,平均年龄仅30余岁。对76人的统计显示:50岁以上6人,35岁以下43人,其中陈独秀39岁,梁漱溟24岁,徐家璜25岁,朱家骅26岁,李大钊、刘文典、胡适28岁,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。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,师生年龄段的接近,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,其中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顾颉刚、冯友兰等,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。

蔡元培说:

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,是相对的,不是绝对的;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,即使主张不同,若都是‘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’的,就让他们并存,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。最明白的,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,而刘申叔、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;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。我信为应用起见,白话文必要盛行,我也常常作白话文,也替白话文鼓吹;然而我也声明:作美术文,用白话也好,用文言也好。例如我们写字,为应用起见,自然要写行楷,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,当然不可;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,作装饰品,即写篆隶章草,有何不可? 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他虽然主张“兼容并包”,但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主张:“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。清代教育宗旨有“尊孔”一款,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。到北大后,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,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;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。“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林纾,在《公言报》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,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战。他攻击新式教育“尽反常轨,侈为不经之谈”,“覆孔、孟,铲伦常为快”,认为提倡白话文“尽废古书,行用土语为文字……则凡京津之稗贩,均可用为教授矣”;他还告诫蔡元培说:“大学为全国师表,五常之所系属”,“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,愿公留意,以守常为是”。他在《学衡》杂志发表的另一版本公开信中,更大骂“神圣学校,几为万恶之府矣”,“不顾是非利害,不计将来之效果,信口狂言,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,为其试验品,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,是可忍孰不可忍!”; 

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,驳斥林纾的造谣诬蔑。他指出林所责备者“不外两点:一曰‘覆孔、孟,铲伦常’,二日‘尽废古书,行用土语为文字’”。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,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,何时何地发表过“覆孔、孟,铲伦常”的言论?他还举证指出,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,至于教员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中,“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,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,初非直接与孔于为敌也”。“白话与文言,形式不同而已,内容一也”;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,林纾翻译外国小说,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,“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,高出于原本乎?”林翻译过《茶花女》、《迦茵小传》、《红礁画桨录》等言情小说,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,如果有人以此“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,以狎妓,奸通,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,宁值一笑欤?”

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,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:

(一)对于学说,仿世界各大学通例,循“思想自由”原则,取兼容并包主义,与公所提出之“圆通广大”四宇,颇不相背也。无论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,虽彼此相反,而悉听其自由发展。 

(二)对于教员,以学诣为主。在校讲授,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。其在校外之言动,悉听自由,本校从不过问,亦不能代负责任。(蔡元培:《致《公言报》函并答林琴南函》) 

北京大学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宽松环境,“教育独立”理念下的制度改革,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……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,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。

保护学生,去职复归

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,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。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,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。 

1919年春,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,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《二十一条》密约。5月1日,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,次日,研究系的林长民在《晨报》发表《外交警报敬告国民》,披露了这一消息。同日,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、傅斯年,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。 

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,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,但很快就放弃了。他一向主张“读书不忘救国”,同时也认为:“学生在学校里面,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,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。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,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,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,不必牵涉学校”。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,但这一次态度不同: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:“学生爱国运动,我不忍阻止。” 

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、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,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,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。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,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:“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。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。你们现在都回教室,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。” 

5月5日,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。当日下午,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,认为事件“乃多数市民运动,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。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,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”,蔡元培表示“愿以一人抵罪”,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,向当局请愿营救。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,释放了被捕学生,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。 

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,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,撤换蔡元培等主张,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。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,蔡元培为承担责任,于8日提出辞呈。同日,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,并下达三道命令:查办北京大学校长,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,整饬学风。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。在这种情势下,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。 

5月9日清晨,蔡元培离开北京,经天津南下上海,转抵杭州。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:“我倦矣!‘杀君马者道旁儿。’‘民亦劳止,汔可小休’。我欲小休矣!北京大学校长之职,已正式辞去;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、各集会,自五月九日起,一切脱离关系。特此声明,惟知我者谅之。” 

蔡元培挂冠出走后,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,要求挽留蔡校长,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。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,表示与蔡共去留。5月19日,北京学生总罢课。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,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,工商各界同仇敌忾,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。北京政府迫于压力,下令慰留蔡元培,罢免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,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。 

6月15日,蔡元培发表《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》,提出:一、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;二、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;三、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。 

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:“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,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?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,没有想到这一层,所以两年有半,天天受这个苦痛。现在苦痛受足了,好容易脱离了,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?” 

他强调:“思想自由,是世界大学的通例。得意志帝政时代,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,他的大学何等自由。那美、法等国,更不必说了”;“北京大学,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,是很不自由的”,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,就被守旧势力视为“洪水猛兽”,“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,鬼鬼祟祟,想借着强权来干涉。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,国务院来干涉了,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,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?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?” 

他认为“北京是个臭虫窠”,“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,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,一到北京,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。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,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、鉴湖,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。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,再去尝尝这气味么?” 

这三个“不”字,真是掷地有声。有学者总结说,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:第一,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;第二,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;第三,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。 

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,各校秩序恢复,因蔡元培拒绝回任,北京大学群龙无首。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,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。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,到杭州恳请他回校。蔡元培回忆说:“各方面都要我复职。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,不但为校务的困难,实因校务以外,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,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……但是隔了几个月,校中的纠纷,仍在非我回校,不能解决的状态中,我不得已,乃允回校。” 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,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。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“读书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读书”的忠告,并发表《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》,提出学生救国,重在专研学术,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。9月20日,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。到校后,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,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:“德国大学学长、校长均每年一换,由教授会公举;校长且由神学、医学、法学、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;从未生过纠纷,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。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,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”。(蔡元培: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) 

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,到1927年离任,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,实际主事五年半,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。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,因各种政治原因,曾七次提出辞职,毫无恋栈,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在蔡元培、李石曾等的推动下,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,蔡元培出任院长,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,以贯彻他的“教育独立”构想,但实行两年后,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。此后,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,直到逝世。

抚今追昔,蔡公何在?

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,这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。1940年3月5日,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。 

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,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。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。3月10日出殡,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,香港各学校、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,执绋者五千余人,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。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:“道德救国,学术救国;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。” 

3月16日,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,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。24日上午,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,蒋介石亲临主持。同日,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。1947年5月9日,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,为蔡元培举行国葬。 

蔡元培逝世后,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:“五四运动,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,无论是功是罪,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;可是蔡先生、适之和我,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”。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:其一,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;其二,他博大的胸襟,容纳百川,不拒细流。(陈独秀:《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》)  

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,从微观的角度观察,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,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、胡适、蔡元培以及李大钊、鲁迅等,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,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。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,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,胡适提倡白话文,而蔡元培执掌北大,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。这一代1 9-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,是无法复制的。 

五四纪念年年有,今年正值九十周年。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,尊孔读经又回来了,学术大师只见背影,诺贝尔奖纪录为零,教育的官僚化、功利化积重难返。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,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“好东西”时,反思中国的教育,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: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——还会有吗?

2009年3月25日 风雨读书楼
《炎黄春秋》2009年第5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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